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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CFO的角色與勝任能力研究

張慶龍 (教授/博導)(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天津財經大學 北京  101312)

【摘要】  文章探討了新時期下企業CFO的角色定位及勝任能力。認為面對環境變化, CFO應轉變為財務轉型的推動者、戰略決策的參謀者、企業的價值管理者、風險管控者、CEO的合作伙伴、社會誠信道德的捍衛者等角色。為勝任這些角色, CFO新時期應拓寬知識的廣度與深度,具備數據決策服務能力、賦能與跨組織協同能力、會計信息系統頂層設計能力、持續的創新與學習能力等技能。

【關鍵詞】   新時期;CFO;角色定位;勝任能力

【中圖分類號】  F2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5812202012-0004-06

一、如何正確看待新時期

根據系統論的觀點,環境是存在于系統之外、對系統有影響的一切系統的總和。會計史學家查特菲爾特曾經說過, 會計的發展是被動的,會計主要是應一定時期的商業需求而發展的,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會計環境的改變推動了會計理論的發展、會計職能的轉型、會計模式的調整、會計技術的演進。會計作為經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服從和服務于會計環境變化的需要。這個環境包括經濟發展狀況、社會經濟結構、經濟管理體制、信息科學技術、企業的規模與組織形式等的變化,這些都會對會計發展產生影響。

CFO的角色與勝任能力的研究不是一個新話題。從研究的結果來看,不同歷史時期,經濟發展狀況對于會計工作的定位、對CFO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同時也賦予其不同的角色與職責定位。雖然相關研究成果豐富,但大多局限于特殊的歷史時期。對于十九大以來,中國所處新的歷史階段,以及今后一段時期的CFO的角色定位與勝任能力需求走向的論述并不多見。本文認為,研究CFO的角色與勝任能力不可能脫離其所處的會計環境,因此,如何正確理解新時期的會計環境就成為首要解決的問題。

(一)經濟增長轉型與高質量發展時期

經濟轉型期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與之相對應,經濟發展也已由追求GDP的高速增長轉變為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新時期。為此,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推動經濟發展,成為推動新時期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建設的主要措施。我國將優化經濟結構與經濟體制,轉變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使經濟結構更加科學,不斷提升國家綜合經濟實力。作為經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會計的理論邊界、會計人員的角色定義、戰略地位都將發生重大的變革,如何在質量、效率、動力方面實現會計創新,已然成為新時期財務轉型與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同時也對CFO提出了新的挑戰。

(二)經濟全球化發展調整時期

隆國強(2019)認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全球化進入調整期,呈現出速度放緩、內容變化、格局分化、規則重構的新特點。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到來,產品數字化、網絡化不斷發展,互聯網與人工智能在全球產業鏈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這一時期,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的空間布局已然跨出了各國國界范疇。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這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中,為大型國有企業發展指明的新目標、新方向。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跨國并購等為我國集團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契機。同時,企業內部治理、科技、資本等都迎來了國際化挑戰。全球化經營加劇了企業生產經營、資本運作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合規風險、財務風險、產品創新風險、各種決策風險撲面而來,地緣沖突、政治穩定性、 法律法規、文化與宗教差異等風險的出現,給國有集團型企業提高資本運作水平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在全球競爭加劇背景下,創新被視為經濟增長與競爭力增強的主要驅動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企業集團尤其是跨國型企業集團需要不斷創造人力資源優勢,才能保障企業的創新與高速穩定發展。而擁有國際視野,熟悉國際規則,提升合規與風險管控能力,提高決策信息質量,不斷追求卓越的創新能力等,已然成為全球化經營中財務管理團隊的更高素質需求。

(三)數字經濟轉型發展時期

何哲(2016)認為,在人類文明經歷的幾次巨大技術進步與社會演化中,不同學者對二者關系有不同理解(如技術決定論還是制度決定論),但基本共識是,社會演化和技術演化呈現孿生相伴關系。新技術結構是新社會結構的支撐,新技術結構又以新社會結構為環境以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當今,科技與信息化技術已經成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成為我國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發展的重要原因,科技與信息化技術的進步和企業管理創新能力的增強將實質性改變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進程。我國社會經濟形態正在從工業經濟向數字經濟轉型。面對數字經濟轉型,企業市場環境變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增加并沒有發生改變;企業整合集團資源,優化配置提升集團應對市場變化,加強集團管控,提升財務管理效率,打破企業間的信息孤島,提升企業預算管理能力和資金使用效率等方面的需求也沒有發生改變,甚至問題更加具體化,例如,如何綜合性提升企業的財務數據治理水平,為戰略決策提供數據支撐,提高決策信息有用性與企業的績效管理水平?如何借助業財融合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如何利用信息技術,建立強大的集中管理信息系統,增強集團總部的管控能力?如何防范風險,實行精細化管理,控制交易成本,確保經營收益?如何運用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例如,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5G等數字技術來提升企業財務轉型的能力。如何解決上述問題,成為企業財務管理者面臨的重大機遇與挑戰。

二、CFO的新角色分析

現代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競爭經濟,而競爭實質上是高層次管理人才的競爭。CFOA作為高層次管理人才,在現代市場經濟和公司治理中必不可少。在世界知名企業中,CFO常常被視為與CEO同等重要的核心角色,CFO的權利甚至會影響企業的長遠發展。王立彥(2019)認為,CFO這一制度安排的效果,有利于制衡管理層,增加經營監控,降低“內部人控制”程度,保護所有者利益。運營方面,CFO是CEO 的戰略合作伙伴,參與公司管理決策制定。公司治理方面,CFO成為聯結CEO和董事會的紐帶。CFO是現代跨國企業和大企業集團中最重要、最有價值的高層管理崗位之一。

角色與具體承擔的職責是對CFO的總體要求,也是CFO勝任能力需求分析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條件。杜勝利(2003)認為國內CFO已由過去的賬房先生、守財人變成了公司團隊中的商業合作伙伴、領導者。并將CFO的職責與角色總結為“戰略計劃管理者、公司的價值管理者、流程系統管理者、業績評價管理者、公司控制管理者”。普華永道(2004)調查表明,CFO 越來越從重點在會計的控制,轉向領導經營部門管理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與CEO 建立經營伙伴關系。CFO已經成為企業變革和價值增值的主力,成為溝通企業和股東的橋梁。上海國家會計學院(2006)認為,CFO 的主要工作是從公司的管理、戰略規劃以及資源配置三方面展開。楊敏(2012)認為總會計師是貫徹國家財經法規的重要組織者、實現企業價值創造的重要管理者、加強企業財務管理的重要領導者、優化企業財會隊伍的重要建設者。王棣華(2016)分析了CFO的十大角色,包括:財務工作者、財務規劃設計師、財務支持者、財務資源整合者、資本市場外交官、財務大數據挖掘者、企業戰略制定參與者、企業財務制度建設者、商業模式的重要規劃者、董事會重要決策的執行者。樓繼偉(2017)認為,作為CFO,應該協助企業高層做出合理決策,確定最優的經營規模、組織結構、激勵方式和內部管理方式,增強對內部信息的運用,識別和掌握外部信息的真偽,不斷提高對市場的適應能力,以確保企業保持優勢競爭力,發揮最大的價值。CFO的主要責任是運用管理會計,分析企業成本的產生和效益及對應風險的來源,設計有效的激勵機制,降低信息獲取難度,以提升內部行政性資源配置效率,增強企業競爭力。埃森哲(2018)發布的《數字化轉型CFO新使命》指出,財務部門需要轉變自身角色定位,以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和戰略決策的制定。報告對100位中國本土CFO的調查結果顯示,約90%的受訪對象希望在商業模式創新規劃與實施、建設性數據分析、新業務布局及數字技術應用方面發揮更大影響力。中國總會計師協會(2019)認為總會計師應從領導價值計量記錄對外報告向價值工程師轉型,從傳統財務領導向服務戰略支持決策轉型,從CEO 的副職向CEO的商業合作伙伴轉型。浪潮集團總裁王興山(2019)認為,CFO既是制定企業戰略的主要參與者,也是執行企業戰略的重要實踐者,在參與戰略、資源配置、管控防范風險、價值創造的同時,CFO的職責將不僅限于整理及保護企業數據,還將基于財務大數據,結合AI、RPA、數據洞察等,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參與戰略決策,發揮戰略引領作用,成為“戰略決策重要參謀者”。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色認知,闡述了CFO所承擔的職責及角色,有其共性,也有其不同。

共性的趨勢之一在于強調CFO對于戰略的參與從實踐者走向重要參謀者。其強調的是會計、財務組織的戰略高度和參與戰略決策的認知。也就是說,CFO應為確定戰略業務方向提供財務指導,使財務與戰略相結合。

共性趨勢之二在于與價值管理相互結合。即CFO要成為價值管理者、價值工程師、企業變革價值增值的主力。我們認為,這一角色與戰略是有必然聯系的。財務戰略制定的方向本身就在于公司業績和價值管理上,它反過來有利于戰略決策的制定。為此,財務管理的活動必須融入企業的運營活動之中,指導并協助以價值為導向的日常經營決策。

共性趨勢之三在于強調與CEO的合作伙伴關系。CFO制度建立的初衷在于強調其在公司治理層面的制衡性,即有利于制衡管理層,增加經營監控,防止內部人控制。隨著時代的發展,在強調外部制衡性的同時,我們又開始強調CFO對內的服務性,即強調CFO應該發揮它的專業特征,成為CEO的商業合作伙伴。這又是與第二點相互吻合的,即決策有用性的發揮。其他角色認知的不同點其實質是會計、財務工作內容本身職責的細化,不同專家的理解不同,呈現出來的定位也就不同,但這些并不是新時期CFO的新角色與工作職責重點所在。

筆者認為,根據社會心理學角色理論,個體對角色的感悟由于個體理解不同與社會期望存在差異,導致個體在角色實踐中發生角色失調狀況。角色沖突是角色失調最常見的一種表現。對于財務組織而言,雖然我們對于CFO的角色期望是好的,但現實中CFO的角色沖突是經常存在的。究其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集團成員企業眾多,人員素質不同,會計信息質量參差不齊,財務人員主要從事低附加值的會計核算業務,難以站在戰略決策與價值管理的高度對業務和決策形成支持力度。第二,業財融合問題。湯谷良(2017)的研究表明,業財融合必須減弱會計屬性,著力推進業務經營與管理會計的無縫銜接。業財融合的實現,需要模糊企業的運用前臺與管理后臺,打破各功能管理模塊,壓縮上下級的信息傳輸層級。業財融合不僅僅是一種管理模式或者單純的管理信息系統,更應該是一種企業管理會計文化或企業理念。具體包括:(1)數據說話,以數據實現管理的透明度與決策有據;(2)業績至上,必須提升企業價值;(3)目標與標桿引領經營方針與資源配置;(4)PDCA閉環管理;(5)崇尚溝通、團隊、信任、激勵與行動學習。顯然,以信息系統孤島和金字塔組織架構為特征的業財分離狀態,使得會計、財務部門距離這種美好的期望相差甚遠。角色沖突理論認為,產生角色沖突后,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對角色的沖突進行調試,從而使得個體行為符合社會的要求,勝任多種不同的社會角色,更好地履行所承擔角色的義務。為此,筆者認為,要解決目前的角色沖突,先要解決集團財務的轉型問題。財務轉型是前提,如果不轉型,其他一切無從談起。結合前文關于會計環境變化的認識,本文認為,新時期CFO的新角色還應補充如下:

(一)財務轉型的推動者

財務管理是企業管理的核心,財務轉型是財務領域里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與動力變革的具體體現,也是財務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具體路徑的起點。財務轉型的背后是財務管理的創新與改革,而創新與改革的結果會對利益進行一定規模和程度的調整和分配,雖然外部會計環境的變化給企業管理的創新與財務轉型提供了動力,但從企業內部來說,既得利益的受損、保守的工作風格、理解認知的偏差、組織結構的慣性等諸多因素,都會形成財務轉型的阻力。此時,CFO扮演的角色是財務轉型的推動者,其應該從組織所面臨的危機,科技創新的動力,核算效率的提升,決策能力的加強,成本的降低,戰略目標的落地等多個視角來說服各方,減少阻力。CFO還應通過周密的計劃與長遠的規劃,通過充分的溝通,以服務者的姿態而不是管控者的姿態指出未來財務轉型的路徑與場景,取得最高層管理者的信服與業務部門的支持配合。王興山(2019)認為,財務數字化轉型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是觀念和管理的變革。企業管理者特別是CFO,也必須積極推動企業文化、員工的思想觀念、技能和知識的轉型。我國大多數企業的財務數字轉型一直走在前列,但也要推動業務方面的數字化轉型。埃森哲(2018)的研究表明,CFO在推動企業財務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應積極參與商業模式創新的規劃與實施,為企業提供具有見地的數據分析,為企業新業務的布局和數字技術應用提供決策建議。從大多數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現實來看,財務數字化轉型首當其沖,可以有效通過業財融合推動業務的數字化轉型。此時,CFO不僅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跟隨者和受益者,更應該成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推動者和引領者。

(二)企業風險的管控者

面對國際、國內復雜的市場環境,企業集團所面對的不確定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所增加。首先,以當前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為例,需要CFO準確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世界一流企業,這就要求CFO在配置資源的同時加強全過程的會計監督,準確識別海外經營、兼并重組過程中出現的各類風險,避免經營失敗。其次,從大型企業集團管控體系構建的視角,集團管控愈加重要,企業的管控模式向精準、共享、智能和可視化的方向轉變……,CFO要從風險管控的視角深入其中,以應對日益復雜的商業環境(王興山,2019)。最后,企業面對數字經濟轉型時,VUCA(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 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的數字經濟特征自然也會延伸至組織內部。除了傳統的財務風險之外,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網絡安全問題格外重要,這也是將CFO“風險管控者”的角色與最初的眾多角色分開強調的原因。保護客戶數據、防止數據泄露已成為財務部門的必要職責。在新時期,傳統產業邊界已被打破,企業邊界也會變得越來越模糊,財務組織需要學會快速應對日趨增大的商業風險和不確定性,這些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三)社會誠信道德價值的捍衛者

會計信息具有一定經濟后果,是決策者決策的重要依據之一。因此,會計信息質量直接關系到決策及其經濟后果。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同樣,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也離不開高質量(真實公允、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葉康濤(2019)認為,會計信息的質量對于資本市場、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高質量的發展均會帶來影響。“兩康事件”爆發后,如何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再次成為當前我國資本市場的熱門話題。除了制定更為嚴格的會計監管政策外,人們很少關注誠信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實際上,會計師是否誠信也是影響會計信息質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將直接影響會計信息的完整性與真實性,進而影響會計信息使用者決策。誠信缺失導致會計信息質量出現問題,由此產生的經濟后果將導致投資決策的失誤與經濟資源的無效配置,使得交易費用上漲,最終導致交易停頓。此外,現實中越來越多的企業傾向于在財務運作中考慮道德價值。就制定決策的過程以及決策本身而言,道德準則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品牌效應、聲譽、活力和增長速度。這是因為,財務運作往往為企業決策提供重要的信息和分析資料,并反映公司對商業倫理的態度。王立彥(2019)認為,CFO在精確計算實際成本的同時,需要考慮道德影響的隱性成本,尤其不能忽略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沒有消費者的堅定支持,企業服務與產品的需求會大幅下降。沒有員工的努力,企業的計劃安排就無法保證。缺少供應商的協作,企業就無法按規定提供產品或服務。債權人和投資者對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從我國未來市場經濟高質量的發展來看,CFO必須成為會計誠信職業道德的捍衛者之一,以此來推動全社會誠信水平的提高。

綜上,本文認為,新時期CFO的角色應該為財務轉型的推動者、戰略決策的參謀者、企業的價值管理者、風險管控者、CEO的合作伙伴、社會誠信道德的捍衛者。

三、新時期CFO的勝任能力分析

(一)CFO的勝任能力

勝任能力指在特定的組織環境、工作崗位與企業文化中取得突出成績者擁有的、能夠客觀衡量其個人特質的能力,包括完成工作所需的工作能力、性格特質和專業知識。新時期CFO角色的實現需要與之相匹配的勝任能力。從勝任能力研究的現實來看,大多從勝任能力要素的分析入手,然后再詳細闡釋每一個要素的具體內容。

縱觀國際職業界勝任能力要素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問卷調查法、情景測驗法、行為事件訪談法、功能分析法、戰略導向法、能力要素法、專家評定法等。其中,能力要素法與功能分析法是勝任能力要素分析較為常見的兩種方法。筆者認為采用能力要素法確定CFO的職業通用勝任能力框架更合適。而對于具體應用這個框架,以此來確立CFO職業準入標準,加強CFO的人力資源管理而言,功能分析法則更為恰當。著名的麥克蘭德勝任能力模型也采用了能力要素法得出了框架設計模型。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和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關于會計師能力素質的研究中都采用了這一方法。

根據能力要素法,從投入的角度來看,完整CFO職業通用勝任能力框架的結構主要包括職業知識、職業技能和職業特質。這一框架設計內容是根據美國著名學者麥克蘭德教授“冰川模型”中的“知識、技能、社會角色、自我形象、態度和動機”六大要素改造而成的。本文采用了“冰川模型”中知識、技能與特質要素,并與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與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關于會計師能力素質的研究模型相結合。我們認為,職業知識是從事CFO職業、履行其角色與職責所需要掌握的信息總和。職業技能是指在職業知識的基礎上,運用知識的能力。職業知識與技能是顯性的能力素質,是CFO勝任能力框架中的表象,亦是最易培養的勝任能力。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特質被解釋為“特有的性質或品質”。職業特質是與職業行為相關的個人內在的獨特特征。職業特質屬于勝任能力要素中的隱性要素,也是最難以培養和實現的勝任能力。

(二)新時期CFO的勝任能力要求

1.知識要素。從新時期CFO所承擔的角色與職責分析來看,其工作范圍與權限都在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形成這種趨勢的原因在于經濟轉型與高質量的發展、全球化的深化調整、數字科技手段的滲透。因此,從知識需求來看,它已經超出了一般的財務、會計基礎性工作,CFO除了應該具備傳統的財務、會計基礎性知識外,例如預算管理、成本管理、財務分析、投融資管理、績效管理、風險管理、稅務籌劃等,其知識還應更具有戰略性和綜合性。戰略性強調了CFO應該掌握知識的高度,綜合性體現了CFO所掌握知識的寬度。

戰略性的知識除了一般的戰略管理、公司治理知識體系外,還應該掌握當前國內與國際所處的環境背景知識,以提高政治站位,從全局性與長遠性分析行業走勢、業態競爭變化、風險問題,從而站在戰略高度規劃和布置具體方案。綜合性知識的體現是與當前財務工作轉型、會計與財務融合、財務與業務融合引發的會計與財務邊界擴大甚至模糊化、會計工作數字化、財務管理與控制國際化密切相關的。因此,新時期的CFO除了基本的財務知識外,還應具備更多的價值鏈管理、業務運營管理、流程再造、計算機科學與信息管理科學、數字經濟、合規管理、跨國公司運作等知識體系。

2.技能要素。新時期的CFO除了將所掌握的專業知識轉化為戰略規劃與決策能力、價值管理能力、資本運營能力、風險管理能力、稅務籌劃等能力外,還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加強。

(1)數據決策服務能力。數據是數字經濟的“新能源”,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特征。數據決策服務的核心目標是為了釋放數據為決策分析服務的價值。CFO必須認識到,更具有附加值的管理會計職能發揮依賴于數據的支撐,在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融合的過程中,急需CFO形成數據資產的意識,奠定決策分析所需要的合法可靠的數據基礎,打造企業的數據治理體系,統一數據標準,加強數據質量管理和數據安全管理等相關工作。CFO所具備的數據決策服務能力充分體現了CFO的“數商”,即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平臺等技術實現數據的采集、融合、存儲、共享、挖掘與展示,顯著提升數據的廣度、深度和速度,同時實現數據的可查、可展示、可控、可追溯。CFO通過具有前瞻性的分析和預測,提升數據決策服務的能力,釋放數據資產的價值增值能力,體現了會計組織的價值之所在。為此,CFO需要提高對數字技術、市場趨勢與商業模式的敏感度,改變業財分離狀態,達到業財融合,實現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一體化、業務與財務一體化,打通內外部數據,通過數據分析思維和可視化技術,進行數據挖掘與模型計算,防范經營風險,客觀把握企業未來的戰略發展方向。

(2)賦能與跨組織協同能力。過去,對于財務組織自身的管理,甚至是對財務組織外部其他部門,尤其是與業務部門之間的連接,更多采用的是通過制度、流程、信息化來加強管控,以保證自身角色與職責的發揮。事實上,外部環境的變化,已經不可能單純地依賴于CFO一個人去根據經驗不斷做出反應和調整,而應更多發揮財務組織內部每個成員的主動性,賦能每個財務成員,讓他們主動思考企業所面對的風險,及時傳遞一線環境變化的信息,以服務顧客的心理面對過去管控的業務部門,從如何提升效率的角度思考自身組織變化的方向與行為。陳春花(2018)認為,在數字時代,企業管理的好壞與否,主要是看強個體能否與企業組織本身組合,組織能否吸收更多優秀個體的加入,在某種程度上,稱之為賦能場景。如果CFO不具備為財務組織賦能交互的能力,財務組織的成員就會缺乏責任感,最終失去組織的競爭力。此外,數字技術手段在推動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的一體化發展、財務與業務的融合過程中,需要CFO具備發揮比以往更強的資源整合能力,這一能力的體現就是CFO應該具有跨組織的協同能力。在協同過程中,既要求CFO在內部打破部門之間的藩籬,解決信息系統孤島與業財融合問題,以整合多個系統的數據鏈集合的形式,封裝起來對外提供服務。也要求CFO在外部打開邊界,連接更多的價值鏈,與更多平臺進行合作,以共生的理念更好地服務于前臺業務部門。

(3)會計信息系統頂層設計能力。新時期,CFO應意識到:未來是財務會計向管理會計的轉型,并逐步實現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一體化。但傳統的組織架構與信息系統阻隔的現實,使得該目標難以實現。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了可能性。于是,傳統的財務向以大數據和智能化為核心驅動力的財務數字化轉型。按照戰略財務、業務財務與共享財務組織職能的劃分,財務部門需要按照決策層、控制層與執行層三層架構重新搭建面向業務的會計信息系統。此時,CFO利用新技術去整合和構建新會計信息系統的能力顯得十分必要。CFO必須認識到,會計信息系統最終要建設成為大數據系統。會計信息系統的執行層、控制層、決策層分別發揮了數據采集、加工、分析的職能;谇岸送ㄟ^業財融合采集的數據,運用數學模型與智能算法,對業務數據進行綜合分析,然后以可視化的形式提供給管理層和業務部門,以在重大決策問題上提供支持和幫助。此時,會計信息系統在整個企業管理信息化框架的頂層設計中是以中臺的形式實現的,作為CFO必須參與其中,以企業管理信息系統中臺的形式支撐企業前臺業務的快速變化的需求(面對不確定性與效率提升)。

(4)持續的創新和與學習能力。創新是企業動力與生命力之源,創新性也是《財富》雜志提出的超級 CFO 的五個屬性之一。CFO作為會計組織領導者,其本身必須保持持續的創新與學習能力,這樣才能夠引領會計組織不斷創新工作方法,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增強會計組織的核心競爭力,以適應新技術環境和新角色。首先,CFO應站在頂層設計的高度考慮本組織的創新規劃與路徑,不斷追求卓越,真正成為CFO所定位要求的角色,履行好相關職責;其次,正確把握會計組織面臨的會計工作與職能變化新形勢,加強對于新時期會計工作與職能變化的學習,從管理的視角掌握變化的需求、變化的動因;最后,強化對于數字科技手段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的學習,從創新的視角解讀其對財務轉型的變革影響。

3.特質要素。職業特質是不同職業從業者特有的職業素質,是區別卓有成就工作者與一般工作者的深層特征。特質要素涵蓋CFO的職業思維、道德與理念。其中,職業道德是從業人員在職業活動中應遵循的行為準則,是某一行業應對社會承擔的道德與義務。而職業思維和理念則是從業者在職業活動中表現出來的綜合品質、作風與行為習慣,雖然它是其區別于其他職業的內在要求,但是它往往又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具有動態性。

關于職業道德,中國總會計師協會發布的《中國總會計師職業道德與行為規范》(2010)提出了敬業、誠信、廉潔、公正、遵紀守法、保守秘密是總會計師的基本職業道德要求。徐經長(2019)認為,會計信息在大數據體系中的這種基礎性作用要求會計從業人員要始終秉承誠信為本、操守為重,任何時候都不得迫于壓力或一己之利為虛假信息的生成和傳播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發展又對會計的倫理道德提出了新的要求,事實上,很多財務機器人在決策和行動的自主性方面正處在日益脫離被動工具的范疇,這就要求其判斷和行為一定要符合人類的真實意圖,符合會計職業必須遵循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符合相關的法律規范和倫理規范,等等。綜上,我們認為,CFO并沒有因為職位的關系改變會計職業的行為準則,也沒有因為時代的變遷發生大的變化,實質具有穩定性,其共識表現為:誠信、客觀、公正。這也是CFO職業道德的核心所在。

職業思維和理念作為CFO的特質要素內容,具有動態性和鮮明的時代特征。尤其在新時期,CFO應該首先提高政治站位,具有大局意識,即能從社會利益和企業利益出發進行職業判斷,忠誠履職,把握好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其次,CFO應該具有職業敏感性,CFO不能過分沉迷于數字,而應對整個組織尤其是業務的需求,從戰略高度保持敏感性。再次,社會責任感。企業的目標不應僅僅是利潤最大化或股票價值最大化,更應是企業的社會價值最大化,切實履行其社會責任,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可能帶來企業的社會危機甚至災難,最終使企業難以獨善其身。作為企業的CFO,如何從會計方面著眼,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其應該時刻保持和關注的職業思維。最后,共享理念。新時期,CFO應該具有共享的理念,打通財務部門與其他部門尤其是業務部門的阻隔,要在數據安全的基礎上,將財務共享中心的數據面向業務開放、實現共享,而不是封閉財務部門,繼續固守于原有的會計職能。

四、總結

會計職能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諸多環境因素的變化而相應地在其內涵與外延方面發生變化,會計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CFO角色的發揮,進而也對其勝任能力的需求產生新的變化。我們必須認識到,CFO的角色與勝任能力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的發展變化既取決于所處會計環境的變化,也受制于人們的認識水平。新時期,受外部環境的影響,CFO增加了財務轉型推動者、風險管控者、誠信價值的捍衛者等三個新角色,也相應地對其勝任能力提出了數據決策服務能力、賦能與跨組織協同能力、會計信息系統頂層設計能力、持續的創新與學習能力等技能要求。當然,我們可以預測的是,每個企業發展戰略不同,這些在未來實際的運用還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的。

 

 

【主要參考文獻】

[1]        杜勝利.CFO制度與公司治理[J].中國總會計師,2003,(01):42-45.

[2]        楊敏.CFO的角色與使命[J].新理財,2012,(06):46-49.

[3]        劉玥,黃莉,楊丹.會計師勝任能力解構及其培養——基于國際會計教育準則的探索[J].會計研究,2014,(5):29-36.

[4]        何哲.通向人工智能時代——兼論美國人工智能戰略方向及對中國人工智能戰略的借鑒[J].電子政務,2016,(12):2-10.

[5]        陳春花.五件事成就“賦能組織”[J].中外管理,2018,(05):98-99.

[6]        湯谷良,夏怡斐.企業“業財融合”的理論框架與實操要領[J].財務研究,2018,(02):3-9.

[7]        徐經長.新時代大學會計學教學應處理好的幾個關系[J].中國大學教學,2018,(5):19-23.

[8]        葉康濤.會計與經濟高質量發展[J].會計之友,2019,(22):2-9.

9    王興山.數字時代的CFO:新角色與新責任[J.中國管理會計,2019,(03):50-61.

A在我國,沒有在法律上明確提出并認可CFO這一稱謂,新《會計法》(2019征求意見稿)第三十六條規定:國有獨資和國有資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導地位的大、中型企業應當設置總會計師?倳嫀煹娜温氋Y格、任免程序、職責權限由國務院規定。雖然許多學者認為,總會計師與CFO有著諸多的不同,但本文認為,其差異性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二者僅是稱謂上的不一致,其在公司治理以及財務管理中所發揮的作用與承擔的職責是相同的。

 

 

 

 

 

張慶龍,男,北京國家會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教務部負責人,審計與風險管理研究所所長,企業財務共享服務研究中心主任。天津財經大學管理學博士、財政部科學研究所博士后。目前擔任財政部管理會計專家委員會(第二屆)咨詢專家委員。中國會計學會教育分會理事、中國審計學會教育分會理事、中國內部審計協會理事。國際注冊管理咨詢師、國際注冊風險管理師、澳洲資深注冊會計師,同時受聘為多家高校的兼職教授。曾經在《會計研究》《審計研究》《財政研究》《審計與經濟研究》等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出版《財務轉型大趨勢》《財務轉型始于共享服務》 《財務共享服務典型案例研究》《政府部門內部控制研究》《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實務操作指南》《高校內部控制實務操作指南》 《公立醫院內部控制實務操作指南》《內部審計學》 《成為明日勝任的內部審計師》等學術著作20余部。主持財政部、審計署、科技部等省部級縱向課題20余項。目前致力于企業、行政事業單位財務共享服務研究、財務智能化與轉型研究、集團公司財務管控、內部控制研究、內部審計研究。

文章刊登于《商業會計》2020年6月第12期

新時期CFO的角色與勝任能力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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