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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機理與效果研究

 

 

李越冬(教授/博士后)  干小紅

(西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四川成都 611130

中國人民解放軍貴州省六盤水市鐘山區人民武裝部 貴州六盤水 553000

 

【摘要】   文章針對20052016A股上市國有企業披露的黨委常委兼任公司董事、監事以及高管層人員職務的8 728個觀測值,以黨組織雙向進入、交叉任職機制為研究對象,按照本級黨組織常委和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常委參與公司治理進行區分,分別從央企和地方國企,以及處于關鍵行業與重要領域的國企和一般競爭類國企這幾個角度來探討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國企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質量有顯著的提升效果。區分本級黨組織和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后發現,只有本級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與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正相關;區分黨組織參與不同公司治理、管理層次后,發現只有黨組織參與董事會和經理層治理與內部控制質量顯著正相關。此外,黨組織參與地方國企對內部控制有提升作用,黨組織參與一般競爭類國企對內部控制有提升作用。研究結果為明確國企公司治理中黨組織的法定地位,提升國有企業基層黨組織工作具有參考借鑒作用。

【關鍵詞】   國有企業;黨組織;內部控制;公司治理

【中圖分類號】   F2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5812202009-0004-05

 

 一、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機理

目前許多研究表明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發揮了積極之手的作用,如陳仕華、盧昌崇(2014)發現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后,國有資產流失被抑制。余怒濤、尹必超(2017)發現黨組織參與監事會,有利于監事會職能的發揮。王元芳、馬連福(2014)指出黨組織參與能夠降低代理成本。王元芳、李思思(2019)發現黨組織參與治理有利于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王舒揚等(2019)提出在民營企業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會增加企業綠色環保投資。

內部控制是由治理層設計,由管理層和其他員工執行,如果黨組織人員進入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必然對內部控制產生影響。本文認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1)根據委托代理理論,內部人控制問題一直存在于國企中。黨組織以雙向進入,交叉任職方式參與公司治理中,有利于緩解此問題。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那么黨組織必然參與內部控制的設計,這樣能夠從源頭上對內部控制質量進行把關。(2)根據高管梯隊理論,企業高管的身份背景影響了高管的風險意識和價值取向,這些差異會影響到高管的行為決策,在實際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高管不能做到經濟學的完全理性經濟人,其理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環境和個人認知能力、價值觀念和理想信念等心理特質的影響。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有利于正確引導高管的風險意識和價值信念。(3)從控制要素理論的角度來看,高管的風險意識、價值取向和遵規守紀的意識都是屬于內部控制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組織對企業領導干部具有選拔任用、培養教育、管理監督的責任,而這些領導干部正是內部控制設計與實施的負責人。

本文通過對相關的文獻進行回顧和整理,發現現階段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國企黨組織參與企業治理對公司治理效果和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方面,而把國企黨委成員這一身份特征作為參與公司治理高管的身份特征來研究其對公司內部控制質量的有效性的研究相對較少,更鮮有文章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國企黨委成員分別參與到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中對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所形成的不同影響。因此,本文嘗試以國有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從高管身份特征入手,首先研究在全樣本下國企黨組織黨委常委參與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其次研究不同產權性質,國有企業黨組織參與到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等不同治理、管理層次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最后研究在不同行業的國企中,黨組織參與企業治理對內部控制的影響。

二、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效果分析

(一)相關假設

根據上文分析的黨組織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機理,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黨組織參與治理有利于提升內部控制質量。

監事會、董事會和經理層在公司內部具有不同職能和地位:董事會執行決策職能;監事會一般對董事和經理進行監督,執行監督職能;經理層是具體執行的層次。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在內部控制中的作用也不同,董事會主要負責設計內部控制,并對于內部控制的運行承擔主要責任,監事會對內部控制負有監督責任,經理層具有執行內部控制的責任。因此,黨組織參與到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其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對內部控制的影響也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黨組織參與公司不同治理管理層次,對企業內部控制的影響不同。

考慮到中央國企與地方國企的差異,如央企在國家經濟發展中重要的戰略作用,更重視內部控制質量提升,同時央企在人力、資金等方面具有優勢,劉啟亮等(2012)發現央企內部控制質量顯著高于地方國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3:黨組織參與地方國企治理對內部控制的影響作用更顯著。

國有企業一般分為三大類,第一類一般是處于充分競爭的行業和領域,這類企業有建立和完善內部控制的壓力。黨組織參與第一類公司治理,黨委常委作為理性政治人,為了降低自己的責任和風險,獲得政治晉升資本,有足夠動力去關注完善企業內控。第二類和第三類國有企業都是關乎國家安全、民生、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企業,國資委對第二類和第三類國有企業內部控制更為重視,這類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應該比較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黨組織參與到一般競爭類國企公司治理中對內部控制的提升效果更為顯著。

(二)研究設計

1.計量模型的建立。本文的模型如下:

ICindex=a0+a1Party+a2Size+a3Lev+a4Roa+a5Dual+a6Num+a7Big4+a8Opinion+a9Zone+e

在此模型的基礎上,區分本級黨組織和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的不同影響;按照國有企業黨組織參與不同公司治理、管理層次,分別討論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區分企業產權性質不同,探討在央企、地方國企中本企業黨組織與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對內控的影響;按所處行業不同,分別討論在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與一般競爭類行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的不同影響。

其中變量定義如下:被解釋變量:用內部控制指數(ICindex)衡量企業內部控制。主要的解釋變量:模型中主要考察的解釋變量(Party)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情況,其中,用黨委常委成員與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管的重合度(PartyT)來衡量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程度,區分本級公司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Party1),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Party2)和本公司黨組織和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均參與公司治理程度(Party3)。黨組織參與公司不同治理、管理層次,區分黨組織參與董事會治理(Party4),參與公司監事會治理(Party5)和參與公司經理層治理程度(Party6)。

控制變量:依據Gordon & Wilford 2012),Chen 等(2016),池國華等(2014),唐大鵬等(2017)等的研究,本文選擇的控制變量包括:Size取報告期期末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Lev表示公司的資產負債率;Roa表示企業的總資產報酬率;Dual表示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否是同一人的虛擬變量,是取1否取0;Num用來表示企業主營業務所涉入行業數量;Big4表示審計師是否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是為1,否為0;Opinion表示是否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是為1,否為0;Zone表示企業注冊地所在的位置,西部取0,中部取1,東部取2,用來控制企業外部的市場和法律監管的影響;Year為啞變量,控制年度差異,Industry為啞變量,控制行業差異。

2.數據來源和樣本選取。1)數據來源。本文采用的內部控制指數數據來源于 DIB內部控制數據庫,國有企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的數據主要通過上市公司年報中董事、監事和其他高管人員近五年來的任職履歷、公司主頁和新浪財經網站等途徑進行手工搜集整理獲得,公司主營業務涉及到的行業數來自于 Wind數據庫,其余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 CSMAR數據庫。2)樣本選取。本文選擇2005—2016年滬深兩市主板 A股上市的國有企業為初始樣本,選取2005—2016年作為研究窗口的原因是由于2004出臺了新文件,對黨組織參與中央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的方式和方法做出了相關規定。此外,本文還對樣本數據進行了如下的剔除和篩選工作:(1)剔除了金融類的上市公司;(2)剔除了當年被認定為ST、*STPT的公司;(3)剔除了部分財務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4)剔除了部分內控指數缺失的公司;另外,為了削減極端值的影響,我們對連續變量進行了1%winsorise的處理。經過上述處理,最終得到滬深兩市主板 A股上市的國有企業共計8 728個觀測值,其中央企2 188個,地方國企6 540個,關鍵行業重要領域2 844個,一般競爭類行業5 884個。

3.回歸分析。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僅展示各樣本下的回歸結果。詳見下頁表1。表1中,模型1將黨組織參與國企公司治理程度變量(PartyT)引入基本模型,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提升了內部控制質量,驗證了假設1。模型2到模型4區分本級黨組織和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結果發現:當只有本級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時,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Party1)回歸系數顯著為正;當只有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時,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Party2)回歸系數為負,但不夠顯著;當本級黨組織和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均參與公司治理時,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回歸系數(Party3)仍為正,但不夠顯著。說明本級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更有利于內部控制質量的提升。模型57,分別考慮黨組織參與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對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黨組織參與董事會治理程度指標(Party4)和經理層治理指標(Party6)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黨組織參與董事會和經理層有利于內部控制質量的提升。

從表2中央企業回歸結果來看,PartyTParty 1的系數也為正,但不顯著。模型5到模型7考察央企黨組織參與到公司不同治理、管理層次對企業內控質量的影響。黨組織參與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的指標(Party4,Party5Party6)都為正,但不夠顯著。出現這一結果可能的原因是:央企主要接受國務院國資委的監督和考核,國務院國資委對內部控制的建設更為重視;同時央企在內控制度建設和完善方面具有物力、人力、財力等方面的優勢,導致央企內部控制質量整體上好于地方國企。Party2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隨著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增強,內部控制質量反而在下降。究其原因可能是:央企內部控制的設計和運行狀況良好,國企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會增加企業人員冗余的規模(馬連福等,2013),隨著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的提升,企業監事會人員冗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這樣會阻止內部控制質量的提升。

黨組織參與地方國企治理對內部控制的影響。從下頁表3回歸結果來看,PartyT,Party1Party3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地方國企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能顯著提升內部控制質量。區分本級黨組織和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后發現,只有本級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企業內控量提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赡艿慕忉屖,本級黨組織參與到地方國有企業治理中,比實際控制人黨組織更為了解企業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和執行方面的缺陷,公司高管的黨委成員身份特征會提升管理層對企業內控的重視程度,從而有助于提升企業內控質量。

模型5到模型7區分黨組織參與不同治理主體,Party6系數顯著為正,Party4的系數為正。說明在地方國企中,黨組織參與董事會治理和經理層治理能夠提升企業內控質量,特別是參與經理層治理。原因可能是,公司的經理層主要具體負責內部控制的實施,黨組織通過與經理層成員交叉任職直接參與到內部控制的實施。黨組織參與公司董事會和經理層的治理程度的提升,能夠從事前和事中加強對企業內部控制質量進行控制,有助于提升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

在關鍵行業的國企中,黨組織參與對于內部控制的影響。模型1到模型4考察關系國計民生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的國企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從表3回歸結果來看,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指標(PartyT)系數為正,但不夠顯著。說明在關鍵行業重要領域的國有企業中,隨著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質量有一定的提升作用?赡艿慕忉屖,特殊行業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內部外部監督的重點關注,本身內部控制制度更為健全,內部控制的運行更為規范。黨組織參與到這些公司的治理結構中,對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其作用可以進一步提升。

模型5到模型7是關于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黨組織參與不同治理、管理層次,回歸結果發現,本級黨組織在參與公司董事會治理(Party4),參與監事會治理(Party5)和經理層治理(Party6)的系數都為正,但都不顯著。關鍵行業重要領域中黨組織參與監事會程度(Party5)的回歸系數0.125是其他幾組數據回歸結果中的最大值,說明在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國企中,黨組織參與監事會更有利于內部控制質量的提升。究其原因,可能是在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的國企黨組織參與監事治理主要是通過紀委和黨委副書記兼任公司監事,而紀委在黨組織中主要發揮監督職能,部分監督目標與公司治理監督目標相一致(張響賢,2008),兼具紀委身份的監事是企業內控制度落實的最佳監控者。國有企業黨組織參與監事會治理,有助于實現紀委和監事會監督資源的整合,提升監督效果,從而提升內部控制的運行效果,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

同理可得一般競爭行業國企黨組織參與對內部控制影響的回歸結果。從表3回歸結果來看,PartyT、Party1、Party3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一般競爭類國企中,隨著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內部控制質量在顯著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與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相比,一般競爭類企業受到內外部監督關注較少,本身內控制度不夠健全和完善。隨著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的增加,黨委常委的思想理念和價值觀對企業內部控制環境的影響程度不斷增加。黨員的價值觀和理論教育奠定了誠信的控制環境基調,有助于調節企業價值觀和內部控制制度和規則的不協調等問題,從而保證內控制度能夠落到實處,提升內控質量。模型5到模型7考察一般競爭類國有企業黨組織參與不同治理、管理層次后,發現:只有黨組織參與公司董事會治理(Party4)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黨組織參與公司經理層治理程度(Party6)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在一般競爭類國有企業中,隨著黨組織參與董事會和經理層,內部控制質量也會得到改善?赡艿慕忉屖,在一般競爭類國有企業中,總經理主要由董事會負責選聘,選聘的重要依據就是企業經營業績的好壞,而企業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能顯著提升企業經營管理績效。為了獲得穩定的職位,總經理有壓力去執行好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黨委成員與董事會和經理層人員交叉任職程度的增加,更便于黨組織通過公司董事和落實黨管干部的制度要求,選出更為稱職的董事和經理人員,提升企業內部控制的設計和執行質量,從而提升企業內控質量。

4.穩健性檢驗。為了提升實證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還進行了以下穩健性檢驗:(1)重新界定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變量。本文借鑒陳仕華、盧昌崇(2014)測量方法,使用黨組織是否存在與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管交叉任職的二元衡量指標,實證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2)剔除政治關聯對國有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在穩健性測試中,增加董事長是否存在政治關聯為控制變量,實證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3)剔除公司治理效果的干擾。公司治理績效的好壞可能會成為本文研究的混淆變量,即當公司治理治理績效較好時,黨組織參與到該類企業的公司治理中,其內部控制質量會顯著高于公司治理狀況較差的企業。因此本文從激勵和監督兩方面選取相關變量。監督機制方面選取了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第二至第五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董事會獨立董事比例、董事長與總經理是否兼任、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董事會規模、董事會會議次數、監事會規模、監事會會議次數、委員會設立個數等變量;監事持股比例、激勵機制選取董事持股比例、領取薪酬的監事比例、領取薪酬的董事比例、高級管理者持股比例和前三名高管薪酬取自然對數。根據張會麗和陸正飛(2012)的研究,對激勵和監督因素進行主成分分析,選取第一大主成分作為公司治理兩大機制的度量指標,進行回歸。實證結果與前文基本一致。

三、研究結論

一是在我國國有A股上市企業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與企業內部控制質量顯著正相關;區分本級黨組織和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后發現,只有本級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程度與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正相關;區分黨組織參與不同公司治理、管理層次后,發現只有黨組織參與董事會和經理層治理與內部控制質量顯著正相關。

二是區分中央和地方國有企業后發現:在中央國有企業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質量的提升有正向影響;在地方國有企業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可以顯著提升內部控制,區分本級黨組織和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后,發現只有本級黨組織參與經理層,有利于提升內部控制質量。區分不同治理、管理層次后,發現本級黨組織參與經理層有利于提升內部控制質量。

三是區分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行業國企與一般競爭類國企后發現:黨組織參與在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類國企公司治理對內部控制質量有提升作用,區分參與不同治理、管理層后,發現黨組織參與監事會更有利于提升內部控制質量;在一般競爭類國企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質量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區分本級黨組織和實際控制人黨組織后,發現只有本級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時才對內部控制有提升作用,區分不同治理、管理層次后發現,在一般競爭類國有企業中,黨組織參與董事會和經理層可以提升內部控制質量。

 

 

【主要參考文獻】

1 ]陳仕華,盧昌崇.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治理參與能夠有效抑制并購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嗎[J.管理世界,2014,(05.

2 ]池國華,楊金,鄒威.高管背景特征對內部控制質量的影響——來自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14,(11.

3 ]王元芳,李思思.國有企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制度環境與企業社會責任[J.商業會計,2019,(01.

4 ]李越冬.國家審計機關聘用審計動因分析[J.商業會計,2011,(06.

5 ]劉啟亮,羅樂,何威風,陳漢文.產權性質、制度環境與內部控制[J.會計研究,2012,(03.

6 ]馬連福,王元芳,沈小秀.國有企業黨組織治理冗余雇員與高管薪酬契約[J.管理世界,2013,(05.

7 ]唐大鵬,武威,王璐璐.黨的巡視與內部控制關注度——理論框架與實證分析[J.會計研究,2017,(03.

8 ]李越冬,干勝道.監事會作用及其優化——基于企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視角[J.財會通訊,2010,(10.

 

 

封面人物

李越冬,女,西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審計系副主任,教授。財政部首期國際高端會計人選,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后備人選,四川省審計學會理事,四川省會計學會理事,成都市審計學會副會長、常務理事,成都市商務委咨詢專家等。美國注冊會計師,審計署審計科研所與北京大學聯合培養博士后。主持參與國家級、省部級、廳局級課題十余項,在《會計研究》《審計研究》《商業會計》《Nankai Business Review International》等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論文40多篇,出版專著、教材等6部。研究領域與方向為審計與內部控制。

 

 



  【基金項目】   四川省成都市社科一般項目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機理與效果研究——基于內部控制的視角(項目編號:2018R41)。

文章刊登于《商業會計》2020年5月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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