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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機制研究

 【基金項目】   甘肅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2019年度重點課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甘肅實踐與典型模式研究”階段性成果之一。

 

 

 

周一虹(教授)1 ,2  蘆海燕(博士)1

1蘭州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2甘肅商務發展研究中心 甘肅蘭州730020

【摘要】  黃河上游是整個黃河流域重要的生態功能區,肩負著黃河流域水源涵養的重要功能。近二十多年來,作為提升流域生態系統功能重要手段的生態補償機制在黃河上游生態系統修復、水源涵養和固沙釋氧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目前,黃河上游生態補償實施存在資金來源單一,補償方式以政府轉移支付為主、市場參與度低,補償對象單一、各補償要素間政策協調度差等問題。文章在探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幾個關鍵問題的基礎上,構建了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為導向確認補償主客體及對象、確定補償標準、選擇補償方式為主要內容的黃河上游生態綜合補償機制框架,力求提升黃河上游的優質生態產品供給能力,助力區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目標的實現。

【關鍵詞】   黃河上游;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生態補償機制

【中圖分類號】  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5812202006-0004-06

 

 

一、引言

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黃河流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黃河上游局部地區生態系統退化,水源涵養功能降低……上游要以三江源、祁連山、甘南黃河上游水源涵養區等為重點,推進實施一批重大生態保護修復和建設工程,提升水源涵養能力。……三江源、祁連山等生態功能重要的地區,不宜發展產業經濟,主要是保護生態,涵養水源,創造更多生態產品。”可見,習近平總書記對黃河流域的生態地位、黃河上游生態系統存在的問題、戰略導向和實施措施提出了明確導向,即黃河上游應以提升生態產品供給能力為方向,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是以促進流域生態系統中人和自然可持續發展為目標,運用政府和市場機制,協調利益相關方關系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安排。由于黃河上游是整個流域的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脆弱,破壞后不易恢復,局部地區生態系統功能降低。重要生態功能區不宜發展傳統產業經濟,主要是保護生態環境,提升優質生態產品供給能力,應以生態補償等重要制度安排,協調上游區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金鳳君,2019)。2019年11月,國家發改委印發《生態綜合補償試點方案》,強調新時期生態補償機制應充分調動各方參與生態保護的積極性,轉變生態保護地區的發展方式,增強自我發展能力,提升優質生態產品的供給能力,實現生態保護地區和受益地區的良性互動。本文擬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視角,探討新時期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機制,以推動區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二、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機制實施狀況與面臨困境

(一)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機制實施狀況

近年來,黃河流域生態補償力度較大。黃河上游生態補償的目的是重建黃河上游生態系統、恢復其生態功能區的自然功能。國家不斷加大對黃河流域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各個省份積極探索豐富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方式,青海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等也根據自然資源法律法規政策并結合各。ㄗ灾螀^)生態條件制定并實施了以自然資源要素為主的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政策。甘肅省財政廳2017—2019年三年累計各類生態環保專項資金534.08億元。寧夏回族自治區2019年生態環保專項資金投入26.13億元。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黃河上游生態補償取得了顯著成效。2016—2018年內蒙古自治區在黃河晉陜大峽谷所涉及內蒙古的清水河、托克托、準格爾3個旗縣共完成治沙造林約90萬畝、完成種草面積329.85萬畝。甘肅省2019年完成營造林面積475.65萬畝,8個地表水國測斷面水質優良比例達到國家考核要求。青海省2019年三江源草地整體退化趨勢得到有效遏制,水源涵養量年均增幅達6%以上,黃河干流水質穩定在Ⅱ類以上。

(二)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機制面臨的困境

目前,雖然黃河上游生態補償取得了巨大成就,卻仍然面臨著一些困境。

1.生態補償資金來源單一,以政府轉移支付為主。從黃河上游實際情況來看,補償資金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轉移支付為主,缺少社會資金進入。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不斷增加黃河上游生態補償資金,然而社會各界對其資金投入增加量并不是非常明顯。

2.參與者以政府機構為主導地位,市場化組織力量薄弱。在黃河上游生態補償的實踐中,參與者主要是政府機構,屬于政府主導的生態補償,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對生態系統所進行的補償。從各國成功的生態補償案例來看,補償參與主體多元化是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而黃河上游生態補償一直以來都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市場化組織力量非常薄弱,這種單一的生態補償主體導致政府壓力過大,最終會影響補償效果。

3.補償標準確定不科學,地區差異性考慮欠缺。黃河上游現有的生態補償機制存在補償標準不科學不合理的情況,同時存在“一刀切”的現象。有些地方認為補償標準偏低,已有的補償標準難以反映黃河上游保護活動所能產生的生態系統價值,生態補償政策無法有效調動上游受償者積極性,實施效果無法達到預期目標。

4.補償方式有待多元化,以行政補償為主,市場化生態補償機制尚處于發展階段。目前,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方式主要以行政補償為主,其優勢在補償初期效果良好,但是隨著生態補償規模的擴大,僅僅依靠行政補償方式很難消除黃河上游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之間的矛盾。作為黃河流域重要的生態功能區,黃河上游仍存在局部生態系統退化、水源涵養功能較差等生態環境問題,區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存在一定沖突,亟須對上述問題進行進一步探索。

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關鍵問題

(一)生態產品價值內涵

生態產品是生態系統通過人類和生物生產為提升人類福祉提供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張林波等,2019)。生態產品是由區域生態系統供給產生的,其供給過程呈現出系統性、整體性和綜合性(虞慧怡等,2019),即并非由某個自然要素或局部區域能夠供給產生的,如黃河優質的水資源是由上游的冰川、森林、濕地、草原等自然要素共同作用下產生的,很難將其歸屬于某一特定自然要素或區域。根據生態產品產權是否清晰,能否明確歸屬于個人或組織,將生態產品劃分為經營性和公共性生態產品(張林波等,2019)。經營性生態產品如礦產、林木、林果、優質草料、優質水產等實物資產及碳匯、休閑游憩等少數可確認的生態系統服務,其產權歸屬清晰,能夠通過市場化途徑實現其價值;公共性生態產品如水源涵養、風沙防治等生態系統服務,則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供給者不明、不同空間自由流轉等特性,難以通過單純的市場化機制實現價值,需要精準識別其產品特性,根據產品特性選擇其價值實現最優路徑。根據上述討論可知,生態產品主要包含兩部分:實物產品和以實物為載體供給的生態系統服務,其價值可劃分為實物產品價值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

(二)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方法

近二十年來,國內外以實物產品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為核心內容的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方法大致可分為五類(戴波、周鴻,2004):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法、成本法、條件價值法、生態足跡法和能值分析法。其中,前三類是以經濟理論為基礎的核算方法,第四、五類是以生態學理論為基礎的核算方法,本文著重探討基于經濟學理論的價值核算,對生態足跡法和能值分析法不做討論。以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理論為基礎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法,包括物質量和價值量兩種方式,以生態系統為人類社會提供的服務總量為基礎評價其價值總量。以成本為基礎的成本法,包括直接成本核算和間接成本核算兩種方式,以人們供給優質生態產品所承擔、放棄和付出的成本為基礎確定生態產品價值。以支付意愿為基礎的條件價值法,包含自然資源實物產品和生態系統服務的生態產品能夠為人們提供效用,以此產生價值。該方法根據人們獲得的實際效用大小去評價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

(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

生態價值實現模式是政府或企業在社會文化環境、區域發展戰略、區域生態資源系統約束下,為潛在生態受益群體及其他利益相關者識別、創造生態產品價值的方式與邏輯。生態產品價值識別與生產、生態服務供給和價值聚集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的核心本質。同時,它也必然包含交易、資源、系統特征識別、系統知識儲備、活動等范疇。生態產品價值從實物資產與服務的產權是否清晰出發進行劃分,產權視角劃分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要素,根據價值實現過程中不同要素的產權和角色定位,可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要素劃分為客戶、公共服務型政府、資本和企業四類;生態產品價值從實物資產與服務價值運動邏輯出發進行劃分,可將生態產品價值運動邏輯劃分為價值識別/發現,價值凝聚/鎖定、價值創造/交易、價值實現/分配。根據上述二維視角可演化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接下來我們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要素識別、價值運動邏輯和模式進行詳細探討。

1.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要素識別。作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方式和邏輯,價值實現模式是由特定要素構成的,且這些要素之間具有特定的內在聯系和結構關系。價值實現模式根據不同研究背景、動機、目的和視角,可呈現出不同的組成元素。本文認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指導區域地方政府或企業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管理決策,其基本要素的選擇應具有普遍適用性和指導作用。以此為指導原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的要素應能夠反映出區域生態系統核心競爭力和地方政府/企業等利益相關者主要行為,區域生態系統核心競爭力是基于生態系統功能的價值創造物質載體,地方政府/企業等利益相關者主要行為即識別區域生態產品價值,決定開發什么、如何開發、為誰開發、如何盈利等行為。

2.生態價值運動邏輯。從本質上講,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的根本意義在于通過提高實物產品與生態系統服務的交易效率實現其生態價值。因此,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的價值源頭在哪里,潛在生態價值怎樣才能通過實現模式的運動邏輯被有效發掘、傳遞、維護、分配與交易等系列問題必然成為生態價值實現模式研究的主線。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的價值運動從對實物產品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源泉的認知和發掘開始,需要經歷生態產品價值集聚與鎖定、價值交易、價值實現與分配的邏輯過程。

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是指所有生態系統利益相關者在整個模式運動過程中獲取和分配價值收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利益相關者獲得價值的總和一定大于各利益主體單獨經營可能創造價值的總和,而且各利益主體獲取的價值與收益也至少不小于其單獨從事同類生態產品與服務開發活動可能獲取的利益。作為生態產品價值運動研究的起點,價值識別/發現是指地方政府或企業根據區域生態系統特征,結合內外部資源約束,識別實物產品與生態系統服務的潛在價值,發現能夠滿足客戶潛在需求的生態產品價值。

由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的所有功能與特征只有在相關要素資源充分聚集的前提下才能得以實現,這使得生態產品價值聚集環節是價值運動邏輯的基本環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要素的特點結合實物產品與生態系統服務產權所有者對生態系統特征和資源的使用方式決定了模式所需資源的聚集方式、聚集規模及交易規則。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的視角來看,生態產品價值創造與實現的過程始終處于利益相關者相互依賴、相互支撐的狀態。實物產品與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最終需要通過消費者需求才能得以實現,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所有活動都是圍繞滿足客戶需求的生態產品價值發掘和交易過程而產生和實現的。在降低交易成本、規避交易風險的驅使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中公共服務型政府和企業逐漸會與客戶、合作伙伴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形成相對穩定的交易關系,從而實現生態產品價值聚集與鎖定。因此,完善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必須保障所有參與利益主體的利益,其實現和平衡生態利益分配的關鍵是價值實現環節。價值實現與分配環節,利益相關的參與者可以多種形式實現生態產品價值提升,如終端直接收益、內部轉移價格、責任利益分享機制等。

3.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的構建。從生態系統中“生態-經濟-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以生態系統自我的修復能力臨界值(閾值)為標準,可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分為原生態環境條件下實現模式、生態環境保護條件下實現模式與生態環境治理條件下實現模式三種。

原生態環境條件下實現模式是指區域生態系統開發力度尚未突破系統自身的修復能力,以此為基礎識別和發掘生態價值,實現生態價值與經濟、社會價值的統一。生態環境保護條件下實現模式是指區域生態系統中自然資源開發和利用已接近生態系統自我修復的臨界值,尚未造成不可逆轉的生態破壞,以此為基礎進行區域生態系統保護,將實物產品與生態系統服務的利用水平維持在持續可得的狀態。生態環境治理條件下實現模式是指區域生態系統開發和利用程度已突破系統自身的修復能力,出現嚴重的生態環境損害,以此為基礎運用生態治理措施恢復生態系統的活力,力爭使生態系統恢復至可持續發展狀態。首先,正確認識區域生態系統自然資源的開發、破壞程度,識別區域生態系統的典型特征。其次,尋找、發現和挖掘區域生態系統治理狀態下的實物產品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描述該生態產品價值的特殊性,并區分生態產品價值潛在的消費群體。最后,構建生態環境治理狀態下生態產品價值的產業化和市場化商業模式,即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

根據上述討論可知,生態產品價值識別能夠根據實物產品與生態系統服務的產權結構識別出實現模式實施主體,根據生態產品價值運動邏輯幫助利益相關者識別出價值實現所處階段及進入下一階段所必需的條件和狀態。生態產品價值識別及其運動邏輯能夠為價值實現模式提供了可選擇工具箱,地方政府可根據區域生態系統特征匹配適合的價值識別及其運動邏輯選擇區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最終實現區域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

四、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為導向的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機制框架

生態補償機制要回答“誰補誰”“補什么”“補多少”及“如何補”四個關鍵問題(毛顯強等,2002)。其中,“誰補誰”涉及確定生態補償主客體,“補什么”涉及確定補償對象,“補多少”涉及生態補償標準確定,“如何補”涉及生態補償方式選擇。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為導向的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機制主要包含三部分內容,見下圖。以生態產品價值識別確認生態補償主客體和補償對象、以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方法確定補償標準和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選擇補償方式,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為目的,推動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機制向多元化、市場化生態綜合補償機制轉變,協調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表略)

 (一)以生態產品價值識別確認生態補償主體及對象

流域生態補償主體及補償對象的確定是生態補償機制研究的重點,是能否保障長久實施的關鍵(楊麗韞等,2004)。根據生態補償受益者“保護者受償、破壞者賠償”原則,生態補償的主體是供給生態產品的受益者,客體則是生態產品的供給者(王璟睿等,2019)。按照自然資源要素,流域生態補償對象可劃分為:優質水質、更多水量、水土保持及水源涵養等生態系統服務(鄭海霞等,2006)。流域生態補償主體是優質生態產品的受益者,實物產品由于產權清晰,更易進入市場交易環節,其受益者可分為個人、企業以及區域社會福祉的代理人——中央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優質生態系統服務的受益者由于外溢性與產權不明晰等特點,不易準確識別,中央政府受益最大;生態補償客體應為優質生態產品的供給者,主要為區域生態系統中由于保護和維護優質生態產品而承受損失的農牧民、各級地方政府和企業等機構。

根據生態產品價值內涵,生態產品可分為經營性生態產品和公共性生態產品。針對經營性生態產品如礦產產品、林木、優質果品、有機農產品、碳匯、潛在優質休閑游憩資源等產權清晰,受益人群穩定,能夠定位潛在需求者的生態產品。黃河上游的生態補償主體應從中央政府為主轉變為由各級地方政府出臺政策積極引導市場力量參與區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針對公共性生態產品的優質生態系統服務如水源涵養、防風固沙等,黃河上游的生態補償主體應以中央政府為主,通過生態扶貧、生態移民搬遷等方式運用財政轉移支付補償。由于水質水量直接影響流域居民生產生活,流域生態補償多以優質水質和水量多少作為補償對象,體現綜合性、系統性的流域局部生態保護補償較少。黃河上游是整個流域重要的生態功能區,生態服務系統性較強,不宜以水質、水量、草原或森林單一要素進行生態補償,應以“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統思維確定補償對象,以整體生態系統作為補償對象,協調各種補償政策,提升生態補償效率。

(二)以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確定生態補償標準

近年來,生態補償的實踐與理論研究表明,平衡區域利益相關者間的收益,即以補償對象生態產品為載體,實現補償主客體間利益平衡是生態補償要解決的關鍵問題?茖W合理的生態補償標準是平衡補償主客體間利益的關鍵環節,影響著生態補償機制能否高效長久發揮作用(楊濤,2019)。目前,流域生態補償標準核算方法按照經濟學理論可分為以下五種:基于供求關系的水資源價值法、基于生態系統服務理論的生態服務功能價值法、基于支付/接受意愿的條件價值法、基于機會成本理論的機會成本法、基于成本費用理論的費用分析法等(孫開等,2015;劉洋等,2019;胡儀元,2019)。由于生態補償對象為生態產品價值,經與上述內容對比可知,生態補償標準核算方法與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方法大致相同。因此,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標準可借鑒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方法依據具體使用對象,分類合理確定。

1.市場價格法。依據原理是市場供求關系,計算方法是優質生態產品供給量×市場價格。該方法將黃河上游供給的優質生態產品商品化,其他利益相關者通過交易購買各種有形和無形生態產品,實現生態產品價值。不同利益相關者在交易過程中形成的市場價格即該類生態產品的補償標準。該類生態產品具有產權清晰、生態產品供給量可運用科學方法進行測算、潛在需求者易識別、交易過程和結果便于監測等特性,適用條件較嚴格,以此確定的生態補償標準具有易被不同利益相關者接受、交易成本較低等優勢。

2.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法。依據原理是生態系統服務理論,計算方法是測算區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方法包含價值量和物質量核算兩類。該方法能夠客觀反映生態產品的市場價值,在實際運用過程中,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認定存在標準不統一,無法真實反映空間差異性且計算過程復雜的特性,使得以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結果確定的生態補償標準不易被利益相關者接受。

3.條件價值法。依據原理是評估補償者的支付意愿與受償者的接受意愿,計算方法為最大支付/接受意愿×區域總人口。該方法是通過測算受償者對生態環境維護與保護付出所愿意接受的受償金額或受益者愿意為受償者所付出的金額,以此為基礎確認生態補償標準。條件價值法的優勢是能夠更準確地評估利益相關者執行生態補償所需付出的成本及期望獲得的收益。在實際運用過程中存在數據調查收集困難,且評估結果易受到調查問卷的設計質量、受償者和補償者對生態補償過程和結果認知程度的主觀重要影響,極大影響了評估結果的運用效果。

4.機會成本法。依據原理是機會成本理論,計算方法是實施某項方案所放棄的最大潛在收益,是一種間接評估方法。該方法計算簡便,較充分考慮了上游地區供給優質生態產品的實際損失情況。

5.費用分析法。依據原理是成本費用理論,計算方法是測算實施方案所投入的費用總額,是一種直接評估方法。該方法計算簡便,便于操作。在實際運用過程中,真實反映了上游區域為供給優質生態產品所付出的代價。然而僅以此為基礎確定生態補償標準,不易調動上游受償者供給生態產品的積極性。

機會成本法和費用分析法是生態補償區域為了保護生態環境、供給優質生態產品所實際放棄的收益與付出總和,更易被利益相關者接受,能夠降低交易成本。

上述各類方法均得到國內外理論與實踐研究的廣泛關注,其特性在具體運用過程中有著不同的優劣。本文結合黃河上游的實際情況、數據可獲得性、計算過程復雜性和核算結果的可接受性,以上述分析為基礎,提出運用環境重置成本法確認生態補償標準。環境重置成本是指在現行市場公允價值條件下,重新構建該生態產品或重新達到該生態產品所具備的生態服務功能所要花費的所有貨幣價值的總額。環境重置成本法則指當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后,通過計算恢復生態環境到原狀所要支付的費用,即恢復原生態環境狀態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所要發生的成本,借以估算生態環境變化所影響的經濟價值或者治理生態環境問題需要付出的成本,具體包括恢復治理成本、維護成本和機會成本(周一虹,2015)。結合市場價值法、機會成本法和費用分析法優點的環境重置成本法能夠科學、合理地核算生態產品價值,以此確定的生態補償標準數據更易獲得,計算結果更易被利益相關者接受,交易成本較低。

(三)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選擇生態補償方式

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實施過程中,補償方式的選擇會影響補償主客體間的利益分配與平衡,進而影響補償實施效果(趙晶晶、葛顏祥,2019)。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視角探索研究了生態補償方式,可從補償對象、補償階段、補償層次和補償方向等視角進行劃分。然而,從我國流域生態補償實踐來看,我國比較常見的兩種方式是基于補償主體劃分的政府補償和市場補償(譚建軍,2014)。兩種方式在流域生態補償實踐中各有利弊,政府補償方式能在短期內實現生態保護目標,卻面臨不能長期充分調動上游受償者供給生態產品積極性的困境,生態補償效果容易受到政策是否能執行到位的影響。市場補償方式能充分調動上游地區供給優質生態產品的積極性,長期保障生態產品供給,實現區域生態保護目標,卻容易受到交易平臺搭建困難、利益相關者需長期進行談判等困難,談判周期較長及市場失靈等困境。

目前,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機制以政府補償為主導,依靠西部大開發、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護工程、大型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生態功能區保護項目等政策支持,維持區域生態系統平衡和社會發展。生態產品供給中水權交易、碳排放權等市場交易量過少,力量薄弱,難以成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轉換的主導力量。由此可知,目前單純運用政府補償或市場補償難以支持黃河上游“生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應根據區域不同的生態產品價值特性,選擇適合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政府-市場”組合方式。

根據上述以生態產品價值識別及其運動邏輯為基礎構建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可知,按照區域生態系統和生態產品的特性,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可分為原生態環境實現模式、生態環境保護實現模式與生態環境治理實現模式。不同的生態產品實現模式對應于不同的區域生態系統特性,以生態產品識別為基礎,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方式應選擇在市場模式無法有效發揮作用或存在市場失靈時,由政府購買的政府-市場不同組合補償方式。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視角下,黃河上游生態補償中政府和市場角色應在不同補償階段呈現主次之分。補償機制設計初期,地方政府應根據區域生態系統特性承擔生態產品識別的主要角色,識別區域潛在的優質生態產品、供給者及市場潛在需求者,確定補償對象和受償人群。以此為基礎,確定補償實施方案,根據生態產品價值運動邏輯,識別資金要素,確定資金來源。在補償方案實施過程中,政府根據生態產品價值流轉順序確定工作步驟,通過搭建生態產品交易平臺,制定交易規則,出臺激勵政策降低生態產品供給者和需求者交易成本,監督交易過程,以推動生態產品價值順利流轉,從而實現生態產品交易。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為途徑,調動黃河上游受償者供給優質生態產品積極性,增加受償者在生態補償中的收益。當生態產品供給和需求成為推動生態產品價格的主導力量,政府則適當退出交易平臺,從規則制定者轉變為規則監管者,監管保障交易平臺正常運轉,以推動生態產品價值順利實現,使需求方享受到優質生態產品,供給方得到供給補償,從而形成黃河上游生態補償的長效機制,推動區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五、結語

生態補償機制作為協調平衡流域生態系統各方利益相關者間利益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安排,對維護黃河流域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發揮著積極作用。黃河上游作為整個流域重要的生態功能區,肩負著整個流域水源涵養、水土保持和防風固沙等功能,該區域的生態環境狀況影響著黃河中下游區域的用水品質并以水資源供給量制約社會生產生活的健康發展。

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為導向的生態綜合補償機制能夠通過優質生態產品識別、生態產品價值自由流轉等形式,使得黃河上游在維護和改善區域生態環境的同時提升生態產品供給能力,推動區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目標實現。主要作用體現在:(1)生態補償主客體及對象確認方面。對于生態補償主客體及補償對象通過空間分布和價值分類識別,是生態補償方案設計的前提,保障生態補償實施效果的基礎。應進一步深化生態產品價值研究,形成科學、合理的生態產品分類標準,以此為基礎精準識別黃河上游生態補償主客體及補償對象。(2)生態補償標準核算方面。生態補償標準核算結果能否協調流域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平衡,是影響生態補償效果的關鍵因素。國內外對于流域生態補償標準核算依據和理論方法上取得了較一致的共識,在核算方法上,環境重置成本法以生態產品價值識別為基礎,具有增強核算結果的科學實踐性,考慮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差異,適時動態調整等特性,可操作性較強,核算結果能夠較好地得到利益相關者認同,減少生態補償協商成本,提高生態補償效率。(3)生態補償方式選擇方面。以政府或市場補償主導的生態補償機制各有利弊,政府補償短期見效快,但缺乏長效激勵機制,市場補償能夠有效激勵受償群體卻容易出現市場失靈。本文建議以生態產品價值識別及運轉邏輯為基礎,分階段突出政府和市場力量優勢,推動生態補償中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以此為手段實現區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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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虹,男,蘭州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甘肅省領軍人才。甘肅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甘肅商務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會計學會環境資源會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常務理事、甘肅省審計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甘肅省會計與珠算學會理事,國家蘭白科技創新改革試驗區風險控制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甘肅省政府參事室特約研究員。曾在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會計與金融研究中心作訪問學者。多次獲得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和蘭州財經大學“教學名師獎”等教學科研獎項。專注環境資源會計、環境資源審計和生態環境資源經濟學理論和實際問題研究多年,始終站在學術和實踐的前沿,取得了較為顯著的學術成果,提出生態環境資源資產價值計量的環境重置成本法理論,引起社會關注。特別是在生態環境資源資產價值計量方法、排放權交易會計、政府環境審計方法和標準體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國內產生了一定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多年來公開發表學術論文80余篇,編寫專業著作、教材8部。主持或參與完成多項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主持完成多項企事業單位委托的橫向課題。

 文章刊登于《商業會計》2020年3月第6期

基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黃河上游生態補償機制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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