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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審計、高管內部薪酬差距與國有企業違規風險——基于審計監督改善國有企業治理的角度

 【基金項目】   江蘇省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課題《上市公司違規處理處罰對高管薪酬及其差距的影響研究》(項目編號:KYCX19_1662)。

 

顧侃之(南京審計大學 江蘇南京 211815)

 

【摘要】  文章基于企業風險理論和舞弊行為理論分析了高管內部薪酬差距為國有企業領導干部提供了舞弊的壓力要素和自我合理化要素,使領導干部的機會主義傾向變為國有企業的違規風險,并利用2010—2017年A股上市央企的數據實證檢驗了高管薪酬差距增加了國有企業的違規風險。更進一步地,文章從政府審計改善國有企業治理的角度,檢驗了政府審計的實施對于高管薪酬差距和國有企業違規風險之間正向關系的抑制作用,體現了政府審計作為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一環,在防范化解國有企業風險方面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   政府審計;高管內部薪酬差距;國有企業違規風險;國家治理

【中圖分類號】  F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5812202012-0050-04

 

一、引言

如何通過合理有效的高管薪酬策略,充分激勵管理者服務企業目標、實現企業價值,一直是管理領域研究的熱點。在高管薪酬差距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及其路徑上,既有學者從錦標賽理論的角度,支持高管薪酬差距激勵了管理層競爭性地提高企業治理效能 (林浚清,2003;李紹龍,2012),也有學者從行為理論的角度認為其破壞了管理層的“團結”和“公平”,產生惡意破壞、消極怠工、導致離職等負面影響(張正堂,2007;Martins,2008)。這些研究大多是以短期業績指標作為企業治理效能的衡量標準,而忽略了持續穩定經營對企業的重要性。后來,Goel & Thakor(2008)開始從企業風險的角度考察高管薪酬差距的影響,步丹璐(2012)、郝曉飛(2014)也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高管薪酬差距確實擴大了企業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但是,在這一研究領域,企業違規卻很少有人關注。據統計,僅從2010年到2017年間,就有1 277起上市公司違規事件,涉及836家上市公司。同時,有近25%的國有上市企業因各種違規問題受到證券監督部門或證券交易所的處理處罰。對于承擔著國民經濟體系平穩運行責任的國有企業來說,違規事件的發生不僅帶來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而且其本身就代表著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因此,提升國有企業的風險防控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高管薪酬差距在刺激國有企業領導人員機會主義動機的基礎上,是否會對國有企業違規風險產生影響,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健全和完善國家監督體系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助力,而政府審計作為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有企業進行審計監督是其法定的職責,也是其服務國家治理的重要抓手。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明確指出,要充分發揮政府審計對國有企業的監督作用,對國有資產、公共資源實行審計全覆蓋。從2010年以來,審計署歷年對央企的審計,涉及了國防安全、資源環境、科學技術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不僅監督評價了企業發展情況和經營效益,還重點關注了國有企業的政策落實效果、面臨的現實障礙和存在的突出問題。因此,政府審計改善國有企業治理的價值,不僅在于規范經營治理、推動政策落實上,還體現在監督并抑制國有企業的違規行為、減少國有企業的違規風險上。國有企業審計監督的實施路徑,除了各級審計機關每年組織的對國有企業財務收支和資產損益的審計,還有對其主要領導人員的經濟責任審計。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治理的不斷優化,這一經濟責任的內涵也在不斷拓展!饵h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和 《黨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實施細則》細化了經濟責任審計的要求,與時俱進地補充了重大工程和重要項目投資管理、重大經濟決策等。國有企業領導人員作為企業戰略的掌舵者和國家政策的踐行者,不僅承擔了企業管理的委托代理責任,更主要的是承擔了國有資產、國有資源的公共受托責任(劉青松,2015)。研究政府審計對于國有企業及其領導干部的監督,能否規范或抑制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的機會主義傾向對企業違規風險的不良影響,是檢驗政府審計服務國家治理效能的重要試劑,也是政府審計作為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進一步體現自身價值的突破口。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錦標賽理論下,管理者想要贏得晉升競賽,就必須面臨達成企業目標的壓力。這一壓力除了要求管理者更加努力和高效地工作,也構成了舞弊三角理論中的一大要素,刺激管理者為了實現自身利益去從事機會主義行為,掩蓋企業存在的問題或者虛報企業發展的成效。由于國有企業領導人員“準官員”的身份(楊瑞龍,2013)和薪酬向下的黏性(劉星,2012),違規行為的代價往往由國有企業乃至社會承擔,領導人員只需接受競爭失敗的代價和微不足道的懲罰。從舞弊三角理論的壓力、機會和自我合理化三要素來講,這給予了管理層傾向機會主義行為的壓力和自我合理化。更令人擔憂的是,國有企業領導人員還有著足夠權力去影響薪酬激勵的效果(黎文婧,2012)。綜合這些因素,高管薪酬差距的不良影響很有可能在企業違規行為層面得到體現,領導人員的自利行為加劇了國有企業違規風險。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

假設1:高管薪酬差距越大,國有企業違規事件越頻繁,違規風險越大。

新古典經濟學告訴我們,生產者的報酬應該取決于其邊際產出或者邊際收益。高管薪酬差距錦標賽激勵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企業經營成果的外部性。尤其是在國有企業所有者“虛化”的條件下,管理者的邊際產出更是難以衡量。因此,企業才會使用薪酬差距這一僅需要管理效益排名的方式來激勵管理者。但是,政府審計作為國有企業的外部治理機制,真實有效地反映國有企業財務收支和經營管理成果本就是其價值體現。同時,政府審計對國有企業監督的關注點,不僅僅在于經濟利潤增長,還在于國有企業經營管理的合規性、公共治理的效益和社會價值的實現,這使得國有企業對管理者的激勵不再單純地依賴晉升競賽這一路徑。此外,政府審計的監督職責也提高了國有企業經營和領導人員行為的規范性,使得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從事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大大增加;谶@些特性,從舞弊三角理論的角度來講,就是政府審計在削減了國有企業領導人員“消極努力”機會的同時,也減輕了領導人員機會主義傾向的壓力和違規行為的自我合理化程度。政府審計從這一路徑上,降低了國有企業違規風險。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

假設2:基于政府審計的治理功能,政府審計有效抑制了高管薪酬差距誘發的國有企業違規風險。

三、 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根據審計署2010—2017年間的審計結果公告和審計工作報告,梳理出了經審計的央企及其子公司名單,并將其中的上市公司作為本文的研究樣本。這些國有企業一部分是在公告、報告中明確提及的;另一部分是通過央企集團官網或者企業信息庫查找出的被審計央企的子公司。本文所使用的國有企業違規數據和經營財務數據來自于CSMAR數據庫,部分數據通過Wind數據庫予以補充。同時,本文剔除了金融行業企業、ST和*ST類企業、主要變量數據缺失的企業,最終得到了476個有效樣本。此外,為了減少極端值對于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對主要連續性變量進行了Winsorize縮尾處理。

(二)變量選取與參數設置

1.因變量:國有企業違規(Vio)。上市公司的違規行為主要分為三大類:市場違規行為、資金使用違規行為以及信息披露違規行為。本文借鑒Lisic(2015)和魏芳(2018)的觀點,考慮了“資金拆借和募集”“擅自更改資金用途”“操縱股價”“內幕交易”“違規買賣股票”“違規擔保”“信息披露重大遺漏”“虛假披露”“推遲披露”等行為,將處理處罰公告中注明的企業違規行為發生的年份作為國有企業違規年份:將國有企業違規風險(Vio)變量在違規年份設置為1,非違規年份設置為0。

2.自變量:高管薪酬差距(GAT)。在以往研究中,一般采用CEO和管理層平均薪酬之間的差距。但是,考慮到我國國有企業高管薪酬限制和管理層薪酬結構的特殊性,本文采取絕對差距法,將高管薪酬差距定義為國有企業年度薪酬前三位高管的平均值與管理層平均薪酬差額的自然對數。盡管國資委近些年一直在鼓勵推動股權激勵來激發企業活力,但由于股權激勵和非貨幣性福利難以衡量,對于管理者激勵的效果難以判斷,本文所考慮的高管薪酬僅包含了狹義的貨幣薪酬。

3.調節變量:政府審計(Audit)。本文將被審計國有企業在審計影響期(被審年度和審計介入年度)內的政府審計變量(Audit)設置為1,其他年度政府審計變量(Audit)為0。

4.控制變量:本文考慮了企業規模、成長性、負債水平對企業違規的影響,并且因為治理結構與企業違規的關系(楊志強,2014),將管理層權力、兩權分離度、董事會規模、董事會獨立性納入控制變量。此外,考慮到薪酬絕對水平的影響,本文也控制了企業管理層薪酬。

具體變量定義見下頁表1。

(三)回歸模型構建

基于前述假設,本文采用Probit回歸分析,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模型1Probit(Viot)=α01GATt+∑αiCVt

模型2:Probit(Viot)=α01GATt2 Auditt+∑αiCVt+ε 

模型3:Probit(Viot)=α01GATt2 Auditt3 GAT×

Auditt+∑αiCVt

其中,CV表示前述控制變量,ε是殘差項。通過模型1檢驗國有企業高管薪酬差距(GAT)與國有企業違規風險(Vio)之間的關系;模型2和3逐步加入政府審計(Audit)及其與高管薪酬差距(GAT)的交互項來檢驗假設2中政府審計的調節作用。

四、 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表2按照樣本總體、違規樣本、非違規樣本分別報告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樣本總體來看,國有企業違規事件發生的概率是28.4%,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有企業違規風險的水平。政府審計的覆蓋率為27.9%,代表了2010—2017年間審計署對央企下屬的國有上市企業審計的實施情況。從分組樣本來看,違規樣本組的高管薪酬差距要大于非違規樣本組,而政府審計覆蓋率要小于非違規樣本組。這符合前文的推斷,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了初步的判斷。在控制變量方面,違規樣本組表現出了更高的股權集中度、兩權分離度,體現了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對于違規風險的影響。但是董事會獨立性與預期不太一致,這可能是國有企業獨立董事的設置并不是完全市場化的行為。

通過對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相關性分析,發現除了管理層薪酬和高管薪酬差距之間的相關系數達到了0.5962以外,其余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都明顯小于0.6,基本可以排除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回歸分析

表3報告了模型的回歸結果?刂颇P蜋z驗了所有控制變量的實證效果,除了董事會獨立性(可能是由于國有企業獨立董事任命并不是單純的市場行為,影響因素較為復雜)和負債水平(國有企業因為自身的政治優勢,對于財務杠桿并不如民營企業敏感)以外,其余控制變量均對國有企業違規風險具有顯著的影響,證明了國有企業完善的治理結構和規模效應對違規風險的抑制。

模型1的結果表明,國有企業高管薪酬對違規風險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驗證了假設1。但是10%的顯著性水平并不算是特別理想,這可能是因為國有企業的特殊性。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的晉升和薪酬激勵并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行為,其任免由國資委行政決定,并不完全取決于個人努力和相對業績(繆毅,2014)。因為國有企業承擔的經濟社會責任,以及其主管部門國資委或者監督部門(如審計署)對社會效益的關注,使得薪酬激勵效果在國有企業中較小。

模型2考慮了政府審計(Audit)變量,結果顯著為負,證明了政府審計在完善國有企業治理、降低違規風險方面的價值。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引入了與高管薪酬差距(GAT)的交互項,檢驗了政府審計的調節作用。在高管薪酬差距給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帶來不良的機會主義傾向、并最終變成企業違規風險這一過程中,政府審計通過監督作用規范企業及領導干部行為和通過評價作用改變領導干部晉升競爭機制這兩條路徑,發揮了防范國有企業違規風險的作用,體現了國家監督體系在改善國有企業治理方面的價值。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更為穩妥地驗證研究結果,本文采用替換模型檢驗方法和改變高管薪酬差距衡量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方面,使用隨機效應logit模型代替原來的Probit模型。在實證主體部分使用Probit模型時,本文假設了一個較為理想的情況,即離散數據基本符合標準正態分布,但在實際情況中,并不一定成立,因此本文采用了更為廣泛的Logit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高管薪酬差距(GAT)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而政府審計(Aduit)及其交互項(GAT×Audit)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控制變量除了股權分離度(Sep)和負債水平(DR)以外,其余也較為顯著,證明實證結果基本穩健。另一方面,變量的計算方式很可能影響了實證結果的可靠性,為此,本文采用CEO薪酬和平均薪酬的比值這一相對薪酬差距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實證結果表明,雖然調整R方這一擬合優度受到一定的損失、部分控制變量的顯著性也受到影響,但是主要變量和交互項的影響方向和前文基本一致,基本符合前文分析的結果。

五、 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舞弊行為和企業風險理論,利用高管薪酬錦標賽理論的框架分析了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薪酬差距對違規風險的影響及其路徑,并實證檢驗了這一影響是顯著正向的。高管薪酬差距為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壓力要素和自我合理化要素,在刺激領導人員自利性機會主義傾向的同時,也誘使他們將激進決策轉變成了國有企業的違規風險。同時,本文更進一步地研究了政府審計對這一影響路徑的調節作用,發現政府審計通過規范和引導國有企業及其領導干部的行為模式,有效抑制了國有企業違規風險。究其原因,是政府審計的職責定位更加注重合規和長效穩定,改善了領導人員舞弊的壓力和自我合理化傾向,破壞了傳統晉升錦標賽的業績競爭機制,使得業績增長不再是領導人員關注晉升勝負的唯一指標,開始更加注重平穩健康的企業運營。政府審計對國有企業違規風險的抑制,在當前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背景下,對保障國民經濟體系的健康平穩運行意義重大。

(二)研究啟示

對國有企業違規風險的抑制,應當內部治理和外部監管雙管齊下,切實保護好國有資產、國有資源。一方面,通過合理的企業治理結構、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勵、完善的內部控制機制等從制度上預防違規行為、防范違規風險,突出國有企業的主體責任,做好對國民經濟體系的示范引領作用;另一方面,應當重視外部監管,體現國家監督體系協同服務國有企業治理的價值,保障國有企業經濟健康發展。在外部監管方面,政府審計作為具有高度獨立性、專業性的專職監督機構,進一步明確深化其在國有企業監督管理體系中的定位,理順政府審計服務國家治理的體制機制障礙,對于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保障國民經濟體系平穩運行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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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登于《商業會計》2020年6月第12期

政府會計準則制度實施中財務會計與預算會計的協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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